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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丙肝


管理员  | 2014-03-20 19:17:51

  当地一位参与治疗的医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初检验的65名受血者中,仅有两名未感染丙肝病毒,其后检测的一批人中,又确认了16名丙肝感染者——这就是说,李彩玲一人至少造成了80名丙肝感染者。
  3月26日,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刑事拘留了平塘县人民医院原院长黎昌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 | 贵州平塘报道
  2008年夏,贵州省平塘县公务员周浩斌(化名)接过医院的体检报告,发现体内的“转氨酶”指标再度偏高。
  这已是连续第三年转氨酶偏高了。这几年,周浩斌总感觉右上腹有些隐隐不适,容易疲乏,饮食下降,但总也查不出是啥原因。
  这一次,他打算上省城的大医院看看,于是先后跑到黔南州人民医院和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肝功能化验检查。医生告诉他,他的丙型肝炎抗体呈阳性,疑为丙肝病毒感染。他一下子懵了。
  周浩斌以前只知道甲肝和乙肝,还不清楚“丙肝”是咋回事儿。医生问他有没有输过血,他一个激灵,想起7年前的3月1日,他曾在平塘县人民医院做过手术,术后输用了300毫升血。
  他要求县医院提供当时的献血者健康档案,全院上下就此炸开了锅。
  一名输血者造成80名丙肝感染者
  仿佛潘多拉魔盒被拉开了一道缝,关于“丙肝”的恐慌在小山村里蔓延开来。
  丙肝病毒是怎么进入周浩斌体内的?和7年前的那次输血有没有关系?是谁给他输的血?
  平塘县人民医院立即对周浩斌的病历进行了调查,调阅当年的医疗档案,并经多方查实,确认为他输血的是家住江苏丹阳的李彩玲。
  在江苏省公安厅的协助下,平塘县医院副院长谢勇一行找到了李彩玲。这个40多岁的农村妇人面对贵州来人,显得很害怕。
  谢勇带李彩玲到当地医院进行了化验检查,结果确认为丙型肝炎抗体呈阳性。
  在此之前的1998年10月到2002年6月间,平塘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她的血液已先后流入了111名病人的体内。周浩斌只是受血者之一。
  谢勇不敢怠慢,很快将情况反馈到平塘县卫生局,并在卫生局的指示下,组织人员开展了排查工作。
  当地政府提供的“平塘县输血感染丙肝病毒事件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显示,除周浩斌外,“本次输血感染丙肝病毒事件110名受血者中,经查,因疾病或意外死亡25人,余下85人。”
  2009年3月31日,首批血液检验结果出来后,平塘县召开了新闻通报会,确认有64人被感染,其中,43人需要抗病毒治疗,21人需定期随访。
  会后,县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每位感染者一一上门告知。
  当地一位参与治疗的医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初检验的65名受血者中,仅有两名未感染丙肝病毒,其后检测的一批人中,又确认了16名丙肝感染者——这就是说,李彩玲一人至少造成了80名丙肝感染者。
  这一发现让在场的专家均大吃一惊。
  “我过去对血站没特意了解过,到了现场后,感到非常吃惊,很意外。”黔南州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医师刘三都告诉本刊记者。
  国内著名传染病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贾继东也从未接触过这样的病例,曾对专家组的成员评论说:“一个感染源传那么多,这在全球恐怕也是第一例。”
  一群养得肥肥的人
  2001年,怀胎十月的陈国燕腹痛如绞,被送入平塘县人民医院。进产房的路上,她无意中瞥见一群形迹怪异的人:“养得肥肥的,睡在厕所旁边的水泥地板上。”
  她没想到这群人和自己会产生怎样的交集,只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恶心。
  产后的清宫手术中,陈国燕脸色苍白,医生说要输一点血。
  “后来他们告诉我,输的就是地板上那些人的血,我觉得好恐怖。”4月23日,在平塘县人民医院新设的肝病门诊内,刚打完干扰素针剂的陈国燕向本刊记者回忆着8年前输血的那一幕,眉目间依稀浮现嫌恶的表情。
  小孩出生后,陈国燕总觉得身体不舒服,经常跑医院:“病历一大堆,又检查不出什么。总觉得很累,身体变差了。本来家里的几个姊妹里,我的身体是最好的,现在变最差的了。”
  3月底的抽血化验后,医院下发通知,说她感染了丙肝,她以为患上了绝症,全家人一起抱头痛哭,“瘦了好几斤,晚上根本睡不着。”
  “开始病人都不懂什么是丙肝,非常紧张,精神压力很大。还有人问我,丙肝是不是艾滋病?”谢勇告诉本刊记者。
  经过院方对病情的解释以及卫生部请来的心理专家的心理疏导,陈国燕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但依然愁眉不展:“不知道病情有多重。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对此,主治医师杨庆坤只能劝导她坚持治疗:“目前没有肝硬化指征。”
  相比陈国燕,陈跃贤表现得更坚强一些:“得了就得了,没办法的事情。只是那时候为什么不检查好(血)到底能不能用呢?”2000年,他因胃出血在平塘县医院接受了输血,并因此感染了丙肝。
  “一出血就昏了过去。第二天醒来以后,就看到三个人在病房门口输血给我,一个男的,两个女的。我当时迷迷糊糊的,就看到他们直接和我父亲要的钱,要了300多块。” 他平静地叙述着当年的输血过程。
  抗病毒治疗的疗程预计为一年。因为干扰素的副作用,接受治疗以来,陈跃贤一直没体力干活,让家中的老人很是担心。
  当地政府直面问题
  “医生,我会不会得丙肝?”一个年轻女子踩着高跟鞋“蹬蹬”地走进肝病门诊,急促地询问。她说自己曾因产后大出血在县医院输过血,现在很担心。杨庆坤指示她先去做个“转氨酶”检测。
  自从4月2日平塘县人民医院专门设立了肝病门诊,这个由“非典”隔离病房转变而来的门诊室内每日人来人往。除了前来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丙肝患者,还有不少在该院输过血的人前来咨询。
  “我没去要过补偿。之前政府说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但是已经给我们免费治病了,就不好意思再开口要求什么。”原本在广东一家高尔夫球场打工的徐育群告诉本刊记者。
  因为政府的积极处理态度,绝大多数患者像徐育群一样,在最初的恐慌过后,表现得理性和克制。
  “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瓮安事件刚过去不久,政府非常重视。”谢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瓮安与平塘同属贵州省黔南州,车程2个多小时。
  “平塘县输血感染丙肝病毒事件处置工作进展情况”亦特意说明:“全县社会总体保持平稳,没有因此事件而发生非正常上访现象。”
  平塘县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锋向本刊记者介绍说,集体感染丙肝事件发生后,贵州通过省、州、县各级联动,迅速成立输血感染丙肝医疗事故处置办公室、综合协调组、专家指导组、查处维稳组,卫生部、贵州省卫生厅等专家亦专程赶赴平塘,具体指导县里各项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摸底调查,3月26日起,黔南州州长李月成任工作组组长,在平塘指挥各项工作。他在指挥工作中表示:“瓮安事件给政府的深刻启示是,人民政府不能回避问题,不能逃避责任,而是要迅速行动、果断决策。政府要敢于面对自身问题,敢于面对群众,换位思考,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理解。”
  为处理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平塘县四大班子实行了包保责任制,组成11个工作组赶赴涉及的12个乡镇,制定了医疗救治、新闻宣传、突发事件处置和维稳等数个应急预案。
  卫生部长陈竺,于3月末亲赴贵阳听取了工作进展汇报。
  “上头提出让我们介绍一下处理这个事的经验。从一开始,党委的态度就很明确,千万不能回避问题,矛盾和问题发生时必须正视。我们也看出,老百姓对政府也是比较宽容的。”平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恩平深有感触地表示。
  3月26日,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刑事拘留了平塘县人民医院原院长黎昌和,其在1997年至2003年间任职该院院长职务。
  病从“血”入
  集体感染爆发后,普及丙肝常识成为平塘县人民医院的第一要务。
  宋恩平认为:“出现这个事情,说明当时医院主管部门的监督不到位,有重大疏漏,对血源质量的检测指标重视不够。”而谢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说老实话,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医务人员自己对丙肝的认识也很缺乏。”
  如今,一走进县医院肝病门诊的走廊,就可以看见大幅的丙肝防治宣传面板,不时有人在面板前驻足阅读。
  谢勇介绍说,丙肝的传播方式有3种,血液传播、性传播及母婴垂直传播:“血液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占90%以上。可以经输血和使用血制品(如血浆、血蛋白、凝血因子、球蛋白、成分血制品等)传播,也可以经破损的皮肤和黏膜传播。”
  潜在的经血液传播的方式还包括共用剃须刀和牙刷等卫生用品,特别是未经严格消毒的理发用具,以及文身、文眉、文眼线、美容、穿耳环孔等。
  谢勇说,一些赶时髦的年轻人,到不正规的小店做文眉刺青,却不幸感染了丙肝,后悔不及,各地都有这样的病例。
  性乱也是传播丙肝病毒的危险因素。谢勇告诉本刊记者,与丙肝病毒感染者有性生活及有性乱行为者,感染丙肝病毒的危险性较高。如果同时伴有其他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感染丙肝病毒的危险性更高。
  黔南州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医师刘三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性传播大概占1%?3%,母婴传播1%?5%,被传播的几率与病毒载量高低有关。日常生活的接触,如接吻、拥抱、喷嚏、咳嗽、互相传递文件、交谈、共用办公用品等,一般不会传染丙肝病毒。”
  根据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专家目前已确定了感染丙肝的9大高危人群,分别是:有献血史者,尤其是有献血浆史者;1993年以前接受过输血者、维持血液透析者和接受器官移植者;1995年前使用过血液制品者;静脉内注射毒品者;HIV感染者;感染HCV母亲所生的婴儿;针刺、刀伤或者黏膜暴露于HCV阳性血液的医护人员、急救或保安人员;不安全性行为者;接受过手术的患者、血液透析、介入性诊疗患者等。
  经常和血液接触的医护人员、美容师、牙医、警察等都属于感染丙肝的“高危职业”。
  高漏诊率、低认知率
  平塘的集体感染者们正经历着两方面的治疗:一是由卫生部请的心理专家进行心理治疗,以确保情绪稳定;二是医药治疗。通过初步检查结果,医院针对每人的具体情况初步拟出了治疗方案,报省治疗专家组认可后,具体实施。
  谢勇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只要及早治疗,丙肝的治愈率可达七八成。”治疗方式主要是口服抗病毒利巴韦林和打干扰素,两三周后做一次复查,直到核糖核酸呈阴性控制住病毒。为巩固疗效,此后还得继续对患者用药10到15个月。
  另一个事实是,公众对丙肝的基本常识存在普遍的无知。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曾发起过一个《丙型肝炎认知调查》,结果显示——丙肝认知率低:仅有1%人对丙肝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有正确的认识;检测率低下:仅有5%的被调查对象进行过丙肝抗体检测。
  丙肝至今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但高达80%被调查者选择“接种疫苗”能够预防丙型肝炎。而被调查的有危险因素的人群中,未进行丙型肝炎检测的首要原因是“没有身体不适”。
  此外,近三成被调查者认为丙肝无法康复。
  上世纪90年代,刘三都曾参与过一次全国性的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调查显示,我国丙肝抗体阳性患者占人群的3.2%,约4000万,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三分之一,然而在医院就诊的丙肝与乙肝患者比率远远低于三分之一。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庄辉曾就此评论说:“这批人群若不被及时发现,将是我国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隐患。”
  在平塘的数十名患者中,不少人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谢勇告诉本刊记者,丙肝病毒和艾滋病病毒属于同一类型的病毒,在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之前,丙肝可以有长达20年?30年的潜伏期,而在这期间,它可以没有任何征兆。
  因为丙型肝炎发病的隐匿性,加之例行体检中没有检验丙肝的项目,超过九成的患者都是到了病症晚期才到医院求诊,而丙肝病毒对肝脏的损害是持续且不可逆的。
  卫生部2007年10月出台的《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公告》显示,在我国所有传染病中,丙肝的报告死亡数已由5年前的第10位上升至第5位。丙肝引起的肝硬化已成为死亡率最高的肝病之一。
  近几年,不断有专家呼吁,将丙肝纳入常规体检项目。
  刘三都认为:“纳入体检,技术上不存在困难。关键是医学界需要达到共识,还要上报卫生部。不过这是迟早的事,只是个时间问题。”
  是否存在全国普查的可能性?刘三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995年的‘流调’以后,我曾在学术交流场合提过这个问题,一个顾虑是,我国的医疗资源不够用,如果都查出来,要不要治?”
  普及常识、鼓励自查,这也许是有限医疗资源下的现实选择。刘三都的建议是:“愿意查的就查,不做政策上的硬性规定。”
  输什么别输血
  卖血引起的大的疫情,丙肝是第一波,1985年左右暴发的,河北最严重,后来孙永德医生上书卫生部,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艾滋病是第二波,河南最严重;现在贵州、广西等地是第三波
  正在地里干活的李彩玲面对本刊记者的突然到访,身子微微一滞,眼神慌乱。她搓着手,一个劲地重复道:“我没病。”这位江苏丹阳的农民,在1998年10月到2002年6月间,她的血液已先后流入了111名病人的体内,并至少造成了80人被丙肝病毒感染。
  “你放心,我没病”
  提起贵州平塘那几十名因她而感染的丙肝患者,李彩玲显得懵懂而紧张:“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的丙肝,也不知道啥时候得的。”
  2008年末的一天,“嘭嘭”的急促敲门声划破了旧县村寂静的夜。李彩玲披了衣服,揉着惺忪的睡眼开了门,顿时被眼前的阵势吓了一大跳。
  门口围着一大堆人,有派出所的民警,还有穿着白大褂的护士,一个个表情严肃。
  警察让李彩玲上车,说要带她去延陵镇医院验血。
  在此之前,谢勇已经带她去丹阳市查过丙肝病毒抗体(抗HCV),检测结果为阳性。这次要查的是血液中的丙肝病毒核糖核酸(即HCV-RNA),该指标被称为诊断丙型肝炎病毒的“金标准”。
  被惊醒的李彩玲一家感觉很困惑:“干吗大半夜的跑来敲门?”
  民警告诉李彩玲:“怕你跑了,躲起来了。”
  到医院后,李彩玲抽了血,被告知留在医院等消息。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他们乘飞机,把血拿到中央去化验了。”
  HCV-RNA同样为阳性,证实了李彩玲为丙型肝炎感染者。
  检验结果出来后,20几个专家围着李彩玲问这问那。“问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我身体很好啊。”李彩玲告诉本刊记者。
  天亮后,李彩玲被批准回家。
  卖血部落
  李彩玲面容黝黑,身材高大、虚胖。她的小姑子田秀芳说,嫂子年轻的时候一点不胖,还长得挺漂亮。田秀芳道出一个秘密:“她和我哥哥是卖血时认识的。”
  李彩玲是云南墨江人。上世纪80年代初,不到20岁的李彩玲因为家境困窘,常到离家较近的血站卖血。
  江苏丹阳旧县村的小伙子田柏才,听说云南卖血好赚钱,也随同村人来到李彩玲的家乡。
  在卖血的过程中,两个年轻人相识相爱了。
  结婚后,李彩玲跟着丈夫来到丹阳。婚后不久,女儿出世了。为了把女儿抚养长大,并供她读书上学,夫妻俩依然靠卖血来维持生计,“这个房子,也是卖血造的。”
  上世纪90年代,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的老头回到村里,说是贵州一家医院在找人卖血。这个老头在贵州生活了三四十年,和当地人很熟,主要靠卖血为生。
  于是,李彩玲等人跋山涉水来到贵州省平塘县人民医院,在医院里租用了一个空房间,每个月付几十块房租,只要医院需要用血,马上就找对应血型的人抽了血输送到患者体内。
  平塘县医院副院长谢勇承认院方当时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向本刊记者解释说,1998年《献血法》开始实行时,黔南州中心血站刚刚成立,难以保障医院正常用血。
  在这一状况下,县医院组织了一支十人左右的“输血队”,选择了违法采血。
  平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恩平告诉本刊记者,他印象里的输血队成员有9个人。李彩玲却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参与过输血:“都是这个来了那个走了。我在那里一般呆两三个月就回来看看,呆一阵子再去。”
  采血价格在几年间不断上涨,由最初的100毫升30元涨到80元。支付费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患者家属直接把钱给输血人,一种是家属把钱给医院,医院扣除相关费用,再给他们。
  2002年,平塘县医院因非法采血供血被州卫生局给予经济处罚,输血队就此解散了。
  “乙肝、丙肝,我们这儿十个里头九个有。”田秀芳满不在乎地说,村里人大多卖过血,她也卖过,一般就在丹阳附近的血站,但现在周围的血站都关了。
  “陆陆续续地查出有乙肝、丙肝,也就没什么人卖血了。”田秀芳说。
  2008年,那个组织李彩玲一行人去贵州卖血的老头生病去世了。李彩玲说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但坚信与卖血无关。
  “他们不懂。”田秀芳认为丙肝一点也不可怕,“我们这里有丙肝的多了,不都好好的。”她说完伸出手指,盯着自己的指甲看了半晌——前两天有村里人说她指甲变硬,可能是肝硬化的征兆。
  “就算真的肝硬化了,也治不起啊。”田秀芳说。
  疫情隐忧
  像李彩玲夫妇那样因卖血结成的姻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也接触过一例。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王营村的刘小刚(化名),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卖血。他也是在卖血时认识了心仪的女孩,边卖血边恋爱,那个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刘小刚的爸爸是村上的老支书,家中经济条件尚可。听说刘小刚卖血,刘父狠命地打他,却始终阻止不了。
  “当时卖血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到上海看望女儿的王营村村民侯明亮(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血如果医院不要,别人都不敢借钱给你。因为觉得你身体可能有问题。”
  结婚后,刘小刚和妻子都被查出得了艾滋病。妻子去世后,刘小刚又找了个女的,也是艾滋病人,前段时间卷了他的钱,跑了。
  侯明亮说,在1995年左右,当地血站整顿以后转入“地下”的一两年间,是采血最为混乱的时期。
  血站整顿前,整个县每天有1000多个采血号,卖血的人住在血站附近,一天5块钱。他们会自发组成小团体,轮流排队领号,“过了零点就可以领号。”
  血站转入地下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甚至就在当地农民家里采血。侯明亮说:“后来不正规了,一上来只要报血型,也不化验了。”
  侯明亮遇见的离河南最远的职业卖血人来自新疆:“不知道叫啥名字,都叫他小新疆,还是个残疾人。”
  最疯狂的一次卖血,7个人连续卖了十几天,有时候一天就卖三四次,等大家都感到吃不消了,再开着拖拉机一起回村。
  侯明亮遇到过许多不规范的采血,每个环节都可能为艾滋、肝炎的传播留下空间:“有时候两张采血床并在一起,4个人一起采血。还有,血浆装到袋子里后,要打个结,有的打得不紧,血会溢出来,袋子还会相互碰撞。”
  高燕宁副教授先后奔走于河南、广西两省区的几十个村庄,接触了上千名病人。他发现,艾滋、丙肝等高发地区与“卖血部落”的存在是高度重合的,职业卖血人的感染风险很高。
  高燕宁告诉本刊记者:“卖血引起的大的疫情,丙肝是第一波,1985年左右暴发的,河北最严重,后来孙永德医生上书卫生部,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艾滋病是第二波,河南最严重;现在贵州、广西等地是第三波。”
  他认为:“卖血部落与正规血站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尤其是经营状况不好的血站。”
  据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HIV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本刊记者在平塘县也看到了刷在墙上的抗击艾滋的大幅宣传广告。
  “从医学的角度说,应该将全国采过血的人都统计出来。我个人认为,卫生部门在采供血的问题上要负很大责任。”高燕宁说,“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输血,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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