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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医生的道德重量


管理员  | 2014-06-26 11:25:17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进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在《道德的重量》(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一个道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遭到出卖
  “你若要在中国社会的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那你就得对自己的私事守口如瓶,否则,你难保不会祸从口出;你还得拐弯抹角表达你的意思,模棱两可地措辞。有时你不得不中断自己的思想,因为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甚至不能相信你自己,你也有可能泄漏些什么,给你自己或者其他人惹来麻烦。所以,我想,最好保持你个人最深层的自我不为人知,就像中国山水画中的云雾,把个人部分隐藏在社会角色的背后。让你的公众自我形象像晚餐里的米饭:平淡无味且不显眼,只烘托周围的味道,但不显露自己的。你的个人风味太突出了,难免招来嫉妒或怨恨。有些人还会利用他们知道的关于你的私事,在竞争中超过你和伤害你。
  “你还需要人际关系的帮助,这样就没人敢指责你了。强大的人际关系圈是你的保护网,当你陷入麻烦时往往可以借此摆脱困境……然而,妻子、孩子,或亲密的朋友也可能背信弃义出卖你。在内心,你又怎么能保证你不会出卖他们呢?”
  叙述者是76岁的严仲舒医生。他身材瘦小,满头白发,是个退休的内科医生,现在与他单身的女儿一起住在华盛顿。他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庭仍住在北京。严医生和他的孩子们都出生在北京,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大部分人生。严医生已经在美国住了七年了,但仍有不安全感。他一再要我用匿名讲述他的故事。
  严医生苦笑了一下继续说:“给你讲个故事。‘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在临床部有个好友,他与我毕业于同一学校,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的性格非常直爽,我们相处得很好,事实上,他是我的婚姻介绍人。我帮助他在医院里发展业务,他很有事业抱负。我们下班后常在一起。一次我们酒后发誓要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帮助,保护各自的家庭。他的家庭背景与我不同,他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他们很穷。所以,徐伟庆出生于红色家庭。但他也有政治问题,他的舅舅迫于当局压力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最后他舅舅成了军官去了台湾,在那里又晋升到国民党高层。我知道他的这些事,以及其他关于他的事,他也知道我所有的事,可谓互相知根知底,我们发誓要为各自保守秘密,我相信了他。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医院里常有大规模的批斗会。开始,许多高级职称的医生都受到了批判。几个星期以后,中级职称的医务人员也包括在批判范围内,后来我也成了批判的对象,受到批斗”。严医生受批斗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包括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家人在香港,还因为他专注于科研,说他走白专道路。“伟庆因为是我的朋友,也受到了批判。单位里的红卫兵要他与我划清界限。威胁他如不这样就要把他送到遥远山区的贫困地区去。经不起逼迫和威胁,他动摇了……开始谴责批判我。这已是够糟糕的了,但他把我害得更惨,他揭发我告诉他的每一件事,以至于党支部书记为了保我的性命,只好把我和我的儿子遣送到甘肃去,否则我已经完蛋了。”严医生与医院的领导,包括党支部书记,关系还不错,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医院里最好的临床医生之一,还很看重他的高科技水平。
  “我真的不能接受伟庆所做的这一切。许多原来的好朋友被逼无奈互相揭发批判,甚至夫妻也不得不这样做,你必须得做个姿态走过场,否则你也会挨批斗。但作为朋友,一般都把这种事减到最低程度,我的另外两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们也参加了揭发批判,甚至他们还可以使我的问题更严重,让我更倒霉,因为他们知道的事对我更危险,但他们始终没有说出这些事情。而伟庆却抖出所有的事。他甚至添油加醋,想让别人相信我真的很坏。伟庆带头高喊,说我从来就不老实,是人民的敌人,死有余辜。说着,他抓起一根木棍,劈头朝我打来,真的要置我于死地。顿时我感到血流下来了。当时有几百人在会场,红卫兵怂恿他继续打,然而单位里大多数人却都保持沉默。我的头在流血,手臂发麻。我想,如果不是有人出来阻挡,伟庆真的会把我打死。在党支部书记的催促下,两个当时尚未受冲击的资深医生跑过来,夺下他的棍子,把我推进一间储藏室,要我别出来,党支部书记在外面守着门。我满脸是血,眼镜被打碎了。我感觉到头上的血流下来,经过颈后部被打的伤口,引起刺痛。伟庆出手太狠,我头上的裂口必须缝合。但我并不感到疼,因为我心里满是哀伤和悲痛,愤怒久久难以平息。我憎恨他,仅仅为了保全自己,出卖我还嫌不够,还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多年以后,我从甘肃回来,我们又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事实上,我们合用一个办公室。我厌恶他,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也不同他说话。我把我遭受的一切罪,包括我妻子的死都归咎于他,因为他也揭发过她。与他同处一个空间,我觉得胸中的怒火快升至咽喉,我低声咒骂他:‘你这个杂种,等我逮到机会,我一定以牙还牙’。当然,不会让他或其他人听到。我已从自己身上吸取了血的教训,绝不相信任何人。”
  放弃报复
  “大约四年以后,我得到一个等待已久的机会,可以实施我的报复。我们医院与河南(内地的一个贫穷省)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公社有互助关系,当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水果时,我们就得向他们提供医药服务。在政府有关支援贫困地区的政策压力下,我们医院的领导决定重新开放在那个公社的诊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部门的一些成员曾在那个诊所工作过。他们太需要一个常年在那里服务的全日制临床医生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职位,有点像是被流放。如果谁到那里去,那他的研究工作就完蛋了;而且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人愿意去,每个人都忙着为自己找借口。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也受到同我一样的折磨,他也遭受伟庆的批斗和毒打。当时总算恢复了职务,他来找我,对我说,现在是回击伟庆的时候了,只要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可以要他的命,他有气喘病,到了那里就别想活着回来。我们开大会选举那个诊所的领导时,你就提名伟庆,大家都会拥护你的。你只要做这些,其余的我来解决。我们要让这杂种彻底完蛋。’
  “当时,伟庆已是一个出色的内科医生和研究人员。他的事业正处于旺盛时期,他很有野心,但他过去的行为使他的事业大打折扣。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他批斗过我,也批斗过党支部书记和其他人。在高级医务人员中,他树敌过多,没有人相信他。这正是我等待的一天,让他彻底完蛋。
  “大会是在晚上召开的,医院的礼堂里坐满了人,空气中充满了兴奋和焦虑。每个人都害怕被送到那遥远偏僻的诊所。党支部书记要大家提名,他看着我。我觉得自己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将要提名伟庆的话里。我看到伟庆坐立不安,他知道这事已安排好了,我将报复他,而党支部书记会借此机会把他送到河南去。他抬不起头,眼睛盯着地板。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在颤抖。党支部书记咳嗽了一声,他看着我,好像在说,‘快说呀,你还在等什么?让他快点滚蛋吧。’最后他失望了,只好点我的名:‘严同志有话要说。’“我看着伟庆,觉得自己脸在发烧,心跳剧烈,开始出汗。同时,伟庆出卖我并差点打死我的可怕一幕,又慢慢地浮现在眼前。‘书记同志,’我突然脱口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到那个偏远的农村诊所工作几年,都会受不了。这就像是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最难受的日子。邓小平同志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我们不能再像遣送我到甘肃,你到新疆那样,遣送一个人到那里的诊所去。不要再有报复,不要再互相中伤,不要再摧毁各人的生活和事业。我提议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轮流到那里去工作几个月,我可以去一个月,其他人也应该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说出这些话的,我也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说这些的。它们就这么脱口而出,像爆炸一样。但我不后悔说出了这些话,感到惊奇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我刚讲完这些,几十个医务人员——高级职称的、中级职称的——都大声附和。他们的赞同太强烈,以至于支部书记也没办法只好同意。单位里的气氛缓和了,总之,轮流制成了既定的政策,我当了回小小的英雄。对伟庆报复的机会,结果就这样结束了。”
  道德重量
  从严医生叙述的实例中,如遭受背信弃义的愤怒,失去自尊心,人们因害怕而默认群众性的暴力等,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情感与价值观的密切关系。严医生的故事是关于在政治压迫和社会动乱中的经历,其间,从道德观念上看,公众的价值观,甚至私人生活的观念,转了个圈回到原地。这一切表明,人类的环境是那么无常易变;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超越历史和文化的观点,是多么可笑。对严医生和许多其他的中国人来说,怎样在危险和无常的环境里有道德地生活,是一个仍未解决,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严医生讲述的不是刻板的英雄与邪恶较量的故事,而是关于生存竞争的灰色区域的故事,他的故事昭示了平庸的道德折衷导致的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看到道德生活难以如人所愿的特性。
  精心创建有道德的生活,是我们的人性义务。道德生活不是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齿轮的机械反应,而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潜力的反映,也是对集体重建我们的本质和前途的潜在力量的反映。最终,人类将会建立道德生活应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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